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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天就是元旦,宋维扬在家里接待了三位记者。

一个是《瞭望》周刊文字记者胡松,一个是《瞭望》周刊摄影记者庞安明,还有一个是复旦毕业的师姐刘子染。

“胡记你好!”宋维扬主动握手道。

“宋先生好!”胡松笑道。

宋维扬又说:“庞记你好!”

“宋先生,你好!”庞安明正在摆弄自己的照相机,听到问候声楞了一下,连忙跨步上前跟宋维扬握手。他以前采访各种名人政要,都是老老实实站在旁边拍照,还真没哪个受访者主动跟他握手。

最后,宋维扬跟刘子染开起玩笑:“师姐,你不错啊,都混成新华社记者了。”

刘子染笑着说:“新华社记者多着呢,我只是盛海分社的记者。”

《瞭望》属于新华社旗下的周刊,这次采访由刘子染牵线搭桥。她顺便也过来旁听问几句,然后写篇稿子发在本地报纸上,宋维扬现在的专访特别不好约,即便是刘子染这个做师姐的也约不到。

胡松开门见山道:“宋先生,《瞭望》有许多内容版块,对您的这次专访,会放到‘人物’版块中。这个版块专门对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中的主角或关键人物,以及中国及国际事务有影响的具有高新闻价值的人物的报道。这次采访的主题内容,是围绕着互联网概念,请看一下采访预设稿。如果有什么不方便回答,或者你觉得敏感的问题,我们可以绕开不谈。”

宋维扬接过采访预设稿浏览了一遍,点头说:“没什么问题。”

“那行,我们现在就开始?”胡松问道。

宋维扬笑着说:“可以,轻吧。”

胡松没有直接提出正式问题,而是拉家常道:“最近接到了很多采访邀约吧?”

宋维扬无奈苦笑:“不仅是采访邀请,还有各种演讲邀请,每天的邀约都是两位数。清华北大前几天也请我去做演讲,都被我给推了,答应这家就必须答应那家,我哪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啊?复旦的邀请我本来也是推掉的,谁知老校长直接给我打电话,那就怎么也推不开了。做完你这个专访,我下午就要去复旦,早知道就不出风头了。”

“说起出风头,现在美国有很多关于你的报道,”胡松问,“美国媒体有联系过你吗?”

宋维扬说:“有啊,美国的《时代》周刊、《人物》周刊,都发来电子邮件,想要给我做个专访。甚至《美国周刊》这种八卦杂志也凑热闹,好好的明星绯闻不报道,跑来招惹我做什么?”

“《时代》周刊的专访?”胡松饶有兴趣的问,“你答应了吗?”

宋维扬摇头说:“我拒绝了。”

胡松终于露出惊讶表情:“能够登上《时代》周刊,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荣耀,你为什么会拒绝呢?”

“因为美国媒体最近的报道让我感觉不舒服,”宋维扬说,“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正在操纵美国舆论和纳斯达克,而我成了这只大手握着的工具。我不想被人所利用,也不想出这种虚名,美国媒体正在捧杀我。”

胡松笑道:“你一向这么理智?”

宋维扬说:“我不理智的时候很少。”

胡松随手在速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坐直身体说:“我们言归正传,你是怎么想到提出概念的?”

宋维扬反问:“你听说过凯文·凯利吗?”

胡松想了想:“美国《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

“对,就是他,”宋维扬点头说,“凯文·凯利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失控》,好莱坞拍《黑客帝国》的时候,导演就要求全体剧组成员,包括演员在内,每个人都必须把《失控》至少看一遍。”

胡松问道:“《失控》跟有什么联系?”

宋维扬说:“《失控》这本书并不仅仅是互联网著作,它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凯文·凯利在书里将生命体和人造物联系起来,他说生命体越来越程式化,而人造物又不断表现出生命特征,他把生命体以及具有生命体特质的人造物,称之为‘超生命体’,而超生命体进化和生命体间的联系都通过网络,我想《黑客帝国》的灵感恐怕就来自这本书。”

胡松知道宋维扬还没说完,微笑着点头应和:“放在1994年,这是很超前的观念。”

“放到现在也很超前,”宋维扬笑道,“凯文·凯利表示,天造物和人造物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而在阐述这种联系的时候又提到了蜂群效应。没有一只蜜蜂和蚂蚁在控制群体,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的手,却控制着整个群体。它的神奇在于量变引起质变,从单个葱子的集体过渡到集群集体,只要增加虫子的数量,使大量虫子聚集在一起,使它们能够相互交流。等到某一阶段,复杂度达到某一程度,集群就会从虫子当中涌现出来,虫子的固有属性就蕴含了集群属性。注意,这些内容的关键词是‘涌现’和‘集群’!”

这个话题明显有些烧脑,胡松以前也没看过《失控》,他下意识问道:“所以,是一种蜂群效应的产物?”

宋维扬点头说:“是的,社会当中的个体,就相当于一只蚂蚁或蜜蜂。凯文·凯利说,用回旋加速器和x光机来探查一只蜜蜂,你永远也不能从中找出蜂巢的特性。人也一样嘛,你单独观察个人,或聪明或愚昧,或渊博或无知,他都只是单个的人。但是,互联网能够把无数个人连接起来,在网络当中,人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启发、共同创造,那就形成了一个个集群。而集群力量融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涌现’的特征。所以我认为,概念其实就是蜂巢效应作用于互联网,网络是蜂巢,网民是蜜蜂。”

胡松问:“这都是凯文·凯利的理论吗?”

宋维扬说:“可以算是。凯文·凯利在书中说,随着成员数目的增加,两个或更多成员之间可能的互相作用呈指数级增长。当连接度高且成员数目大的时候,就产生了群体行为的动态特征。所谓量变引起质变,现在p2p技术越来越成熟,已经足以支撑互联网的蜂群效应。每一个网民的增加,都让互联网的内容发展呈指数级增长,未来一年的互联网成果,可能抵得上过去十年的成果,这就属于一种‘涌现’特征。所以我说互联网新时代来了,时代的繁荣,将远远超过时代。”

胡松道:“能更详细的阐述的特征吗?”

“基本特征我在互联网大会上已经说了,”宋维扬道,“我来复述一下凯文·凯利在《失控》中的描述,他认为集群系统有以下好处:第一,可适应性,集群系统可在部分构件失效的情况下,继续生存或适应新的激励信号;第二,可进化性,集群中的个体经历和演变,能够从一个个体传递到另一个个体,最终引发群体性的进化;第三,无限性,集群系统当中,正反馈能导致秩序递增,自发的秩序能创造更多的秩序,信息能够孕育更多信息,生命能够繁殖更多生命;第四,新颖性……”

胡松问:“那集群系统有缺点吗?”

宋维扬说:“有啊,我们用互联网来举例。非最优性,以前是网站把控网络,时代是人人创造网络。在没有中央大脑控制的情况下,网络资源分配混乱,冗余内容大量增加,网民和程序员的重复努力随处可见。还有不可控性,在时代,没有谁是权威,人人都是英雄,资本和程序员无法控制发展方向,只能顺应互联网的发展潮流。还有非即可性……”

胡松说:“所以凯文·凯利预言了时代的到来?”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宋维扬道,“凯文·凯利的思想论述,属于的基础理论,既清晰又模糊,他当时也不知道p2p技术能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可以说,凯文·凯利看到了大方向,但细节发展会超乎他的想象。但凯文·凯利有句话特别精妙,他说集团系统属于‘群氓的智慧’,这句话概括了时代,人人都很平凡,但人人都是英雄。”

胡松道:“你非常喜欢阅读吗?《失控》这本书好像还没在中国出版。”

“我读的是英文原版,”宋维扬说,“凯文·凯利在西方计算机和网络界影响很大,他在创办《连线》杂志之前,乔布斯就已经是他的忠实读者,那个时候还是80年代。”

胡松说:“不管是集群效应,还是蜂群效应,这都好像是社会学的理论。”

宋维扬笑道:“我大学里面读的就是社会学专业。”

胡松道:“那是否可以理解成,你提出概念,并非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知识,而是源自于你的社会学思维?”

“可以这么说。”宋维扬道。

胡松道:“会给现实社会带来影响吗?”

宋维扬道:“我认为,和现实社会互相影响。但到了时代,互联网和现实社会将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不使用互联网将很难在社会上生存。”

胡松笑道:“不上网就会死吗?”

宋维扬说:“死倒不至于,但肯定与社会脱节,就像一个终南山隐居修士。人是群体性、社会性动物……”

胡松很快就发现,不上网会不会与社会脱节他不知道,但他今天的采访已经与预设稿脱节了。他本来想跟宋维扬聊科技、聊网络,却朝着社会学与哲学的方向一去不回,好几次他想扳正都扳不回来,宋维扬总是聊着聊着就聊成了社会学与哲学问题,甚至最后朝着心理学方向狂奔。

嗯,宋维扬在复旦读书那会儿,心理学也是必修科目。

当话题越聊越深入,胡松已经快招架不住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提问了,只能引导宋维扬继续往下说。最终,两人在传播学领域碰头,这是胡松本来的专业,他终于能够比较针对性的提问。

回到杂志社,胡松在文章开头就写道:“宋维扬并非纯粹的商人,他更像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他对传播学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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