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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在崇祯七年转进过四川,那一次的荼毒令川中许多百姓至今闻“黄虎”色变。次年,赵营入川,四川再度鸡飞狗跳。而本年闯、赵二营联手席卷重来,声势无疑较前两次更为浩大。
侯良柱战死军灭、川北一片糜烂自不待提,而今,作为省府所在的成都城,也陷入了兵临城下的困境。李自成放言,誓要攻破成都,与蜀王朱至澍“把酒言欢”。他的鬼话自无人相信。绝大多数人不相信的,是他要和蜀王饮酒之戏言,赵当世不相信的,是他攻破成都的决心。
之前提过,赵、李二人对终要离川的方针心照不宣,不过,他俩之间,也存在着分歧。通俗而言,李自成希望赵营来成都,与闯营会合,然后再择机一起出川,但强敌侯良柱既死,赵当世更希望提早与李自成分道扬镳。
促使赵当世决定脱离李自成的原因很多,主要说来牵扯到两个方面,一个是领导权,一个是生存空间。
纵然目前赵营人数较闯营为多,可闯强赵弱的形势终究难以逆转,和闯营联合,时间久了,就李自成自己没那个吞并的心思,赵营也会慢慢给闯营吸收同化。而同化的结果,不单是赵营彻底消失,赵当世以及赵营系统的将领们,也势必军权旁落、逐渐成为边缘人物。忙乎到最后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要说赵当世接受不了,拎出赵营的任何一个军将都不会接受。
况且赵当世通过一路上与李自成的交流,大致了解了李自成的战略想法。
可以说,李自成是一个乡土观念极重的人,这不是说他眼界狭窄,而是他始终认为,闯营的根就在陕西。离开了陕西,闯营就像没有根的树,终究难免败亡。也因为心存这个执念,他才会在诸寇纷纷离开陕西的大流下,依然选择留守,不惜赌上性命与洪承畴等官军周旋。他每次离开陕西,均因形势危急万不得已。就像这次,洪承畴在陕西布策得当,占尽了优势,他不能不以退为进,躲入四川以避其锋芒。但他明确说过,进入四川,一为了获取喘息恢复的机会,二为扯动陕西方面官军的部署,其中,后者的重要性还在前者之上。他之所以在川中闹出这么大动静,就是为了逼迫朝廷、洪承畴率陕军援川,利用川中复杂蜿蜒的地势,他有信心将陕军的部署完全打乱,从而获取再回陕西的战机。
既然李自成想回陕西,那赵当世就不能回去。陕西是闯营的老窝,不是赵营的老窝。李自成在陕西振臂一呼,可以死灰复燃,他赵当世做不到。且回到陕西,形势险恶,不是给官军灭了,就是给闯营吞了。赵当世不会傻到自投罗网,他需要的,是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
和第一次入川相同,他最终选择的,还是去湖广。
如果说从流寇的视角看,陕西已经成为李自成闯营的势力范围,那么湖广乃至于临近的河南、两淮,仍然可以称为群雄割据。活跃在湖广以及广袤中原腹地的流寇们多如恒河沙数,而且其中规模大者,论实力,完全不在李自成之下。那里充满了挑战,但也充满了机遇。
在赵当世眼中,如今的赵营,远未可说成熟完整,尚似一头初生的牛犊。初生的牛犊,永远跟着母亲,被呵护关爱或是圈养在栅栏中望着那一片小小的天空,到最后的结果,不是被人宰杀,就是被驯服成俯首帖耳的良畜,这不是赵当世的追求。他希望赵营能冲破拘束,奔向无尽的荒原与荆棘野蛮生长,即便会遭到不计其数的艰难险阻,但只要挺过去,就有机会慢慢成长为一只百兽敬畏的大野牛甚至疯牛。
乱世,最宝贵的不是安逸,而是危险。危险带来机会,抓住了机会,就等于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和许许多多揭竿而起的百姓类似,赵当世一开始,也不过是个赤贫家庭的一份子。若无变故,作为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长大后能做到供自己以及妻儿衣暖饭饱,便是最大的愿望。但他抓住了机会,而后一个接一个又抓住了许许多多的机会,才造就了今天的赵当世、今天的赵营。欲壑难填,在赵当世看来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在无尽的欲望的驱使下,他才会产生足够强大的动力砥砺前行。现在的他,当然不是最初那个只求温饱的贫家子,他的野心与欲望超出这十倍、百倍、万倍。他对此并不觉得羞耻,反而笃定一旦失去了更大的追求与欲望,那他离灭亡那天,也就真的不远了。
赵当世到达梓潼不久,就收到了李自成催促自己尽快前往成都的书信。他写了一封回信,交给来使,让他带回给李自成。信里委婉拒绝了李自成的邀请,并大概阐述了自己想去湖广的意图。当然,在信中,赵当世冠上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要走,李自成也不会阻拦。因为在汉中时,赵营已经相当于帮着闯营度过了一道难关,只凭此一项,李自成就不该为难自己。
送走信使,赵当世召开了一次紧急的军事会议,将去湖广发展的方针正式传达给了众军将。除了惠登相等少数几个表示心里没底外,几乎所有曾经陪伴着赵营一路浴血奋战至今的军将,都举双手赞成。其中尤以侯大贵等几位宿将的态度最为坚定。时至今日,他们已然确确实实成为了赵营的中流砥柱,说是利益共同体也好,说有深厚的归属感也罢,总而言之,赵营在、他们在,赵营亡、他们死,一点不为过。
粗定路线,决定先向南进入潼川州,然后沿着涪江直下重庆府定远县,之后视具体情况而为,或穿过重庆进入湖广,或借道顺庆府,从夔州进入湖广。军议上,也有军将提出可借鉴两年前的路线,但赵当世认为不妥。因为要走故道,就得进入保宁府,然而保宁府现在不但屯驻有王维章本人以及大批官军,袁韬也盘踞在那里。若与他们再纠缠起来,一时半会儿难以成行。这两日,又零零碎碎下了几场小雪,气温也下降得厉害,赵当世决意快速出川,自不愿意在路上节外生枝。
走潼川州,是一条新路,在场军将们谁也没走过,老实说,人人心里都悬乎。可是,也因为悬乎,他们的心里同时也抱有期待与兴奋。前路未卜,会让懦弱者心寒,却也会点燃勇敢者的热情。
方针已定,行动却无法立刻着手。主要因为剑州方面的人还没有完全撤离过来。此前侯大贵等人为了参加军议先走一步,现在留在剑州城的,还有老本军的左营与后营。后营都是些辎重以及随军人员,行动较慢,左营吴鸣凤部则才从剑州城东南的铁山关退回剑州。
根据预计,二日后,也就到了十一月,全军可开拔南下。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计划永远比不上变化,就在次日,从剑州传来一个噩耗,侦测到自北而来一股官军,人数二千上下,已过了剑阁。这支官军来得极为诡秘迅捷,甚至到了剑州城北二十里,才被剑州的赵营兵马察觉。
赵当世也是后来才得知,这支官军的主将乃是孔全斌。这孔全斌出身辽东,曾在故辽东经略熊廷弼手下为副总兵,后调任川中,现为松龙副总兵。此前他一直作为客军,在陕西听从洪承畴的节制助剿,可以想见,他此来定是受了洪承畴的指派,而洪承畴这一步棋,着实走的极妙。
说妙,既在于孔全斌出击的时机恰到好处,也在于孔全斌的特殊身份。按赵当世的预估,至少在赵营开拔前洪承畴都会因朝廷的允许未至,而不得不顿足川陕边境。但洪承畴利用孔全斌为川将的特殊之处,成功越过了这道阻碍——孔全斌回援川中,本职所在,自不用担心朝廷责罚。而且,孔全斌熟稔川北地理,专挑生僻小道行军,十分隐蔽,也完全达到了奇兵的效果。
留在剑州的赵营,只有老本军吴鸣凤的左营以及张妙手的后营,其中后营多是老弱妇孺,兵士也都没有操练成型,所以可堪战的,仅吴鸣凤的二千人罢了。这二千人虽说是赵营最开始训练的一批战兵,又经过剑州之战的锤炼,但毕竟成型时日尚短,独立面对同等数量的官兵,很难占到便宜。吴鸣凤心思缜密,也想到了这一节,没有出城作战,而是凭城死守,同时快马加急,向梓潼方面求援。
孔全斌显然很擅长攻坚,他抵达剑州时,已经黄昏,官军在他的带领下发动了三波进攻,除了第一次试探,后两次都几乎攻入了城中。吴鸣凤竭力抵抗,死伤百余人,才勉强将官军拖到了夜幕降临。
本想着天一黑,官军就该消停点,可谁知孔全斌颇为老道,完全没有容赵营从容休整的意思。他将营寨扎于嘉陵江西侧的一片草甸上,继而派出数十股官兵轮番出击。这些官兵每股不超过二十人,他们手里不带任何攻城器械,带的都是号角、锣鼓等等吵闹的乐器以及许许多多的开山小炮。他们一批接一批,轮班而出,在剑州城的各个角落制造噪声以来骚扰官军。单轮噪声,剑州城那么大,总能找到清静的地方,但精神上的折磨才是最主要的。赵营的兵士们到后来已经明白官军十有八九只是在虚张声势,不会发动真的进攻,可纵然这样想,一听到骤然而起的号声、炮声,他们还是不得不打点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应付警惕。一切都是猜测,谁都料不准官军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只要有一次疏忽大意,给官军钻了空子,那么一切就都晚了。
孔全斌用最小的代价,就换取了驻防剑州的全体赵营兵士的高度戒备,占了极大的便宜。吴鸣凤无可奈何,又不敢派人出城驱逐,只能捂着耳朵,忍受着嘈杂与不眠的痛苦。他都如此,更何况普通兵士。官军几次骚扰下来,排列城头的许多赵营兵士,都显露出轻重不一的烦躁与疲惫。
官军在养精蓄锐,自己这边却备受折磨,但看孔全斌黄昏时的架势,怕今夜一过,日头冒尖,他就会再度发动猛攻。就拿现在这种状态,怎么能抵挡得住如狼似虎的官军?吴鸣凤暗暗叫苦,他甚至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能坚持到梓潼方面援军到来的那一刻。
正当他忧心忡忡,坐在城阶上,吹着凉风苦苦思索时,蒲国义找到了他,一番话,顿时令他黑暗的世界,重现一丝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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