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五章 廷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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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四维在张居正病重时代理总理大臣，在其去世后正式获得任命，任期两年半。两年半以来，朱翊钧与之磨合的不好，这是他的法定任期刚过半就走人的最根本原因。

朱翊钧是在矛盾的心情中让张四维辞职的。按照他的计划，总理大臣任期最好能够满十年，这样可以保证政策的充分连续。

虽然在自己完全掌权的情况下，保持政策连续性不是紧迫问题，但留下运行良好的政治传统也是非常必要的——天知道自己后世子孙贤或不肖。

然而，他并没有太多时间等张四维身体转好或与自己磨合好。毕竟，原时空的此时，张四维早已入土为安了。与其让他在任上将养身体，还不如让他回家呢——也许还能因此多活几年。

张四维离开后，新的总理大臣必须好好选择了。朱翊钧打定主意，这一届的总理大臣要任满两届——或者最少一届。

如此一来，已经七十周岁的潘晟和即将退休的王国光自然出局。变法大诏规定，阁臣七十五岁必须致仕，总理大臣也是一样。

更何况，据朱翊钧观察，潘晟尽管是无比坚定的变法派，但让他跟着张居正这样的大政治家搞执行可以，让他牵头政事堂工作的话，估计能让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

剩下的阁臣中，许国、梁梦龙六十岁，申时行五十二岁、罗万化五十一岁，年龄上都满足要求。

这四人中，许国脾气暴躁，与言路近乎水火不容，经常遭受言官诘难。其人虽然有治政能力，但心胸不及其他三人多矣，这个人被朱翊钧首先排除掉。

原时空张四维病逝后，接任他的是申时行。申时行的身世很有意思：他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乃苏州商人徐士章之子。但其祖父不姓徐，而是叫申乾，因被舅舅徐朴养大，而徐朴无子——于是申时行的爷爷过继改名叫了徐乾，于是申时行父子都跟着姓徐，申时行原名徐时行。

徐时行中状元时，其父已经去世，他与继母相依为命。作为儒家门徒，他对之家爷爷改姓这件事有些耿耿于怀，考中进士后欲归宗姓申。

老徐家当然不乐意：自家状元凭什么还给老申家——状元及第的大牌坊放在徐家它不香吗？当然，老徐家就算乐意，申时行也不敢改，因为改换名姓在现代很简单，就是去一下派出所的事儿，但在明代改名换姓触犯刑法，严重时甚至要掉脑袋。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为了防止军户家庭不服兵役，下死手限制更改姓名——更改姓名次数达到三次，直接处死，家产查没，全家发配边疆。而且鼓励告发这种更名改姓的人，没收的家产全归举报人。

例如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李本，本来应该姓吕。其先祖吕德玉，在洪武初年定籍的时候，因为“吕”跟“李”读音太过相近，被登记人员写成了“李”，——这一错就是二百多年，因改姓制度严苛，李本家十几代好几百人都没能恢复本姓。

隆庆五年，申时行当上了礼部右侍郎，知道了此事。于是这家伙撺掇李本请旨恢复本姓，他同时建议隆庆帝来一次特赦——朝廷高官大臣凡是姓名出现错误，可通过此次特赦改过来。

隆庆皇帝考虑到李本是嘉靖朝阁老级重臣，得给个面子。再加上申时行跟着撺掇，还真为这事儿下一个特旨，申时行得偿所愿——当时朝廷高官总计三十一人跟着沾光，得以改回老祖宗的姓氏。

打下缅甸的龚显爵爷当时没那个资格享受特赦，因为这次特赦是专门对文官而且是重臣来的。他后来能够恢复姓龚，是朱翊钧给下的封赏特旨，否则他的子孙后代照样得跟着龚显冒名参军的家伙姓刘。那样的话，已经封公爵的龚大帅得郁闷死，此亦足可见朱元璋当初的严格规定有其必要。

申时行依据特旨改姓归宗后，做了个“恩同再造”的大牌匾，连着“状元及第”的大牌子，吹吹打打送给苏州老徐家，并表示原意照顾老徐家的读书种子——后来他真是怎么做的。于是，申、徐两家皆大欢喜。

这件事的处理显示了申时行较高的政治手腕，使他获得时人非常高的评价：他做事谋而后动，既没有以势压人，又照顾多方利益，使一件较为复杂的事情变成皆大欢喜，这是宰相的才能。

但相较于梁梦龙和罗万化，申时行的政治立场偏向保守。他多次就翰林院的事儿向朱翊钧建言，尽管不敢阻挠变法大政，但在施政时凡遇到较为复杂的问题，老想着外甥点灯笼——照旧。朱翊钧希望内阁里面有这样一个“反对派”，但让他当总理大臣显然是不合适的。

那就只剩下梁梦龙和罗万化了。这两个一个是“本土派”代表，一个是“海归派”首领，能力不相伯仲，手腕不相上下，且都是较为坚定的变法派。罗万化性格有些耿介，但经过缅甸总督任上的锻炼，早非同日而语。能够迅速利用马尼拉事件就是佐证——朱翊钧尚未想到罗万化可能在萧、谢二人的政事堂钧令上做了手脚。

但从朱翊钧的角度的来看，选定其中一个，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皇帝在“海权和陆权之争”上有了倾向，而朱翊钧是不想做出这种选择的。

后世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和马汉等人，分别提出了陆权和海权的概念，并被用来指导了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的政治版图。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大陆国家自然倾向陆权，如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小胡子，都以扩大版图为己任；而一个海洋型国家如日不落帝国英国，则自然倾向于海权——他们在世界岛之外，必然使用离岸平衡手来使得陆权国家形成均势。

但二十一世纪的朱翊钧是不相信这套理论的，它也许是战略学家在总结原时空历史的时候，归纳出来一条貌似有道理的规律。但在冷战结束之后，远在世界岛之外的北美洲，却有一个海陆双权并重的霸权——它既采用离岸平衡手，又深深介入大陆局势，并在世界的心脏布下重兵，进而在地缘上掌控了全世界。

现在的大明已经占据了世界岛的一角——也是最富饶，地理形势最好的一角。制霸寰宇进而在全世界行王道事，自然也要海陆并进。因此，朱翊钧不愿意自缚手脚，在自然形成的“海权派”和“陆权派”选边站并不合其意。

难道要利用廷推？朱翊钧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廷推制度虽然是大明历任皇帝利用文官集团内部矛盾来进行分化瓦解的固权之法，但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皇权和臣权的妥协——内阁势大之后，非廷推不能入阁，特简之臣无颜忝列朝班就是明证。

在变法大诏起草和颁布过程中，张居正和朱翊钧一致认为，内阁总理大臣由皇帝提名是极度必要的。这种设计从制度上打破了昔日内阁论资排辈，轮流登顶的惯例，既有利于内阁和皇权的平衡，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政争。

同时，张居正认为，皇帝提名后，总理大臣的产生过程经廷推也是必要的。这种设计避免了后世皇帝胡作非为，直接任命奸佞的问题，使得皇权不至于失控——内阁总理大臣能顺利通过朝臣的无记名投票，不服众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大诏原文关于总理大臣是这么定的：“强内阁职权，立总理之制皇帝提名而经由廷推，再由皇帝任、免之。”

但在大诏设计之初，朱翊钧和张居正都没想到，在皇帝提名这一环节，居然出现了皇帝难以决断的人选——这一次难道提名两个，将选择权真的交给朝臣？这算什么？大明版的“皿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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